作者：許澤陽

來源：東方法律人（ID：coamclaw）

債務人破產后利息停止計算是破產法對債務清償范圍的特別規定。該規定是否及于擔保債權？理論界和實務界始終爭論不休。《民法典》實施后，相關司法解釋對此問題予以了明確。目前司法解釋的態度為何，其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這一修訂對債權人的權益將產生哪些影響，債權人又該如何應對？本期內容為并購重組事業部 許澤陽《債務人破產停息對擔保措施影響的嬗變與應對——兼議債務加入的從屬性》，對前述問題進行解答。

《企業破產法》第46條第2款規定，債務人破產，附利息的債務自破產受理起停止計算利息。該規定系對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債務清償范圍的特別規定。但對于“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是否停止計息”，在《民法典》實施前，未有明文規定，司法亦未形成統一裁判觀點，理論界和實務界均未有定論。然而，《民法典》實施后，相關司法解釋對此問題予以了明確。目前司法解釋的態度為何，其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這一修訂對債權人的權益將產生哪些影響，債權人又該如何應對等等，均值得研究。

一、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觀點紛爭

一般而言，有息債權到期后，債務人應當清償本金和利息，利息的計算期限為債務發生之日起至債務清償完畢之日止。而根據《企業破產法》第46條第2款規定，破產程序中，債權人可申報的債權范圍不包括破產申請受理后發生的利息。但是，對于“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是否停止計息”，法律未明確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前，亦未有司法解釋對此予以明確回應。理論界和實務界遂形成“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觀點。

（一）肯定說

“肯定說”認為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應當停止計息，其主要依據是擔保債權的從屬性和對擔保人追償權的保護。一者，根據《物權法》第172條（即《民法典》第388條）規定：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擔保債權從屬于主債權，這種“從屬性”可分為設立上的從屬性、轉移上的從屬性及消滅上的從屬性，亦即擔保債權的設立以主債權存在為前提，并隨主債權的轉移而轉移，因主債權的消滅而消滅。[1]由于債務人的破產申請受理后，債務人不再承擔債務利息，因此擔保人也無需承擔，否則擔保債權范圍將大于主債權，有違“從屬性”原則。二者，《物權法》第176條第2款（即《民法典》第392條第2款）規定，“提供擔保的第三人承擔擔保責任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擔保法》第31條規定“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民法典》第700條進一步明確了保證人追償范圍僅限于保證人承擔責任的范圍。）因此，若破產程序中擔保債權不停息，則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其向債務人申報的債權小于其實際承擔的范圍，不利于保證人權益的保障。[2]最高法的部分司法判例支持“肯定說”，主要裁判理由亦集中在擔保從屬性和保護擔保人的追償權。具體案例如下：

（二）否定說

 “否定說”認為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不應停止計息，主要理由有四：（1）破產停息旨在保障對破產企業債務的公平清償和破產程序的順利進行，不適用擔保債權從屬性原則；（2）法律未規定擔保債權隨主債權停息，因此任何人無權剝奪債權人對保證人依法享有的權利；（3）擔保債權不停息，未損害擔保人原有權益或不當加重其責任；（4）對保證人超過債務人承擔的利息責任問題存在救濟渠道，如保證人主動履行保證責任，從而不承擔破產程序啟動后的利息。[7]

近年來，浙江省[8]、云南省[9]、四川省[10]、廣東省[11]等多地高院陸續的出臺司法文件，以及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4次法官會議紀要[12]中，均明確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不停止計息，似乎“否定說”已成主流。最高法的部分司法判例亦支持“否定說”，主要裁判理由集中在破產法的立法目的、適用范圍以及對擔保人權益保護的程度。具體案例如下：

由此可見，《民法典》實施前，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是否停止計息的問題，司法實踐中未形成統一的裁判觀點，甚至出現判決結果相左的情況，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多有紛爭。

（一）新擔保制度的選擇

2020年11月，《新擔保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發布，其第24條[17]“試探性”地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首次回應，明確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應當停止計息。隨后正式印發的《新擔保司法解釋》第22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后，債權人請求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擔保人主張擔保債務自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之日起停止計息的，人民法院對擔保人的主張應予支持。”（以下簡稱“新擔保制度第22條”）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觀點紛爭終于落下帷幕。

《新擔保司法解釋》顛覆了近年來主流的“否定說”，這蘊含著最高法對《民法典》立法價值的理解和不同法益之間保護程度的差異。

就“效力從屬性”而言，實踐中已被普遍認可，《新擔保司法解釋》第2條[18]更是進一步明確，除獨立保函外，當事人在擔保合同中關于“擔保獨立性”的約定無效。而實踐中，由于債權人處于優勢地位或存在擔保人償債能力優于債務人的特殊情形，擔保合同約定的責任范圍大于主債權的情況十分普遍。例如，在第三方承擔實質信用風險的非金不良資產業務中，為確保交易安全，保證合同中可能約定了專門的違約責任。對此，《新擔保司法解釋》第3條[19]明確指出，針對擔保人單獨約定的違約責任無效，擔保責任不超過債務人應承擔的責任范圍。這使得“責任從屬性”更加凸顯。

由此可見，新擔保制度第22條對于債務人破產停息及于擔保債權的規定，與《民法典》第388條（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擔保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0]、第682條（保證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保證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1]以及《新擔保司法解釋》第2、3條相呼應，保持了法律體系上的一致性和協調性。

其二，透過現象看本質，強化擔保從屬性原則的背后，是立法者、最高法強化“保護擔保人傾向”的體現。

從債權人權益的角度出發，擔保措施具有保障債權功能，因此擔保債權不停息才符合債權人和擔保人在訂立擔保合同之初的合意，符合擔保的自愿性和保障性原則；而從擔保人權益的角度出發，擔保債權不超出主債權的范圍，以避免擔保人的部分權益受損，符合擔保的從屬性原則。因此，“否定說”和“肯定說”的紛爭，實質上是“保護債權人法益”還是“保護擔保人法益”之間的抉擇。而此次新法對擔保從屬性的強化，則昭示了對擔保人法益的保護傾向。

其三，“弱化對債權人的過度保護”是此次《民法典》修訂和《新擔保司法解釋》的主基調之一。

實踐中，多數擔保并非商業有償擔保，而是人情互保，若擔保責任過重，則擔保人提供擔保的意愿將降低，不利于促成交易和經濟發展。[22]“覓保難”的時代背景催生了立法和司法機關對法益保護傾向的變化。

2020年12月，最高法舉行貫徹實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釋清理和首批司法解釋新聞發布會時指出，針對過去存在的過度保護債權人問題、隱形擔保影響交易安全問題以及實踐中存在的過度擔保等問題，《民法典》設計了許多新的擔保制度，司法解釋根據立法的重大變化，致力于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消除隱形擔保、消除過度擔保。[23]

例如，關于擔保合同無效后果的修訂也反映出新法保護法益的變化。《新擔保司法解釋》第17條[24]在原擔保法司法解釋第7-8條[25]的基礎上，細化并“降格”了主合同有效情形下擔保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舊法規定，①債權人和擔保人均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的責任范圍≤債務人無法清償部分的50%；②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承擔連帶責任。新法承繼了上述第①項規定，但將第②項規定修訂為“債權人無過錯且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并新增第③項規定：債權人有過錯且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不承擔責任。將擔保人的“連帶責任”下降為“補充賠償責任”，強調了對擔保人責任范圍的限制。

三、新擔保制度第22條對債權人的影響及其應對

債權人法益與擔保人法益類似于天平的兩端，強其一必弱其一。因此，新擔保制度第22條將不可避免地對債權人產生不利影響。

一是增加債權人的交易風險。在《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前，債權人在諸多業務，如信貸業務、不良資產重組類或處置類（收購折扣率較低）等業務中，可通過追加抵（質）押物、信用保證、增加違約責任（包括增加擔保人違約責任）等方式強化風控措施，充分保障債權獲得有效清償。但是，《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后，債務人破產停息的風險明確及于擔保債務，一則增加了債權人重組收益/利息回收的不確定性，對于受理破產申請之日后的利息債權存在無法追償的風險；二則可能引發交易對手的道德風險，誘使其選擇償債能力較弱的債務人作為簽約主體，進而通過破產停息的方式變相逃廢債。并且，此類風險將拓展到所有的企業借貸業務，包括一般的民間借貸、銀行貸款等。

二是提高債權人投前審查和投后管理的要求。無論是一般借貸關系，還是不良資產項目中，債權人為保護自身權益，通常會以增加擔保的方式提高債權的安全邊際，如保證、抵押等。特別是不良資產項目中，債權人的主要關注點更多集中于擔保人的統籌還款能力。但《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后，債權人不僅需要重點關注擔保措施本身是否足以保障債權，如足值的抵押物、具備履約能力的保證人等，而且還需要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持續評估債務人的破產風險。由此進一步提高了債權人在投前審查和投后管理的要求，包括對債務人的償債能力、經營狀況、資產負債、涉訴、對外擔保等情況的嚴密跟蹤、監測。這種情況對于不良資產重組類項目尤甚，正是基于幫助原債務人解決不良資產問題、化解其流動性風險的目的，AMC才開展不良資產重組業務，因此，債務人履約能力不足可以說是此類項目的天然屬性，由此也對債權人投前審查和投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存量項目可能被新法溯及。根據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時間效力規定》”）第1、3條[26]及《全國法院貫徹實施民法典工作會議紀要》第14條[27]，《民法典》實施后所產生的民事糾紛案件以適用《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為原則，以適用舊法為例外，且由于新擔保制度第22條所規定的情形在舊法屬“空白地帶”，因此，對于存量項目所引發的民事糾紛大概率會直接適用《民法典》和《新擔保司法解釋》，使新法具有溯及力。《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前已經投放且尚未終結的存量項目，在交易結構的設計時可能缺少對新擔保制度第22條所規定的情形的考量，或者基于對高標準的擔保措施而同意向償債能力較弱的債務人提供借款。例如，某些項目中，由剛成立項目公司作為債務人進行融資，而由實力較強的上市公司或集團公司提供保證、將優質股票或土地作為抵押物的交易模式，已十分普遍。若債權人未及時對該類項目進行補充完善，將可能因新法的實施而遭受損失。總而言之，新法實施后，存量項目可能由于歷史原因而遭遇新擔保制度第22條所引發的風險。

（二）債權人之應對方式

由上可知，無論是新增項目或是存量項目，《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后，單純通過增加擔保物價值、加重擔保人違約責任等方式可能不足以充分保護債權人的權益，那債權人應當如何應對新擔保制度第22條的不利影響呢？筆者認為可探求“債務加入”、“快速實現擔保權利”、“實質性重組”、“強化投前審核和投后管理”等方式予以應對。

1.債務加入

債務加入是指，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并通知債權人，或者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債權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明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28]在《新擔保司法解釋》實施前，將債務加入作為擔保措施已是實踐中的常態，因第三人加入債務后，原債務人并不退出債的關系，而是由第三人與原債務人對債權人負擔連帶債務，這與保證一樣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作用。《民法典》實施后，其第552條首次將“債務加入”法定化。且《新擔保司法解釋》第12條[29]首次提出，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552條的規定以公司名義加入債務的，人民法院在認定該行為的效力時，可以參照本解釋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由此解決了債務加入的程序性問題，即參照公司擔保規則處理。但是，對于“債務加入”具體如何適用？是否從屬于原債務？責任范圍如何？等問題，法律和司法解釋未予以明確。

鑒此，若擬將“債務加入”作為化解債務人破產停息對債權人造成風險的應對措施，則需先行解決兩個問題：（1）債務加入基于原始債權的存在而產生，其是否具有與擔保類似的從屬性？（2）共同債務人的加入是否會加劇實踐中“覓保難”的困境？

（1）債務加入從屬性的討論

對于債務加入是否具有從屬性?理論界的分析較為細致，區分了產生的從屬性和責任的從屬性。前者，由于債務加入基于原合同而產生，因此債務加入在產生上具有從屬性已被理論界普遍認可。后者，對于債務加入的責任從屬性，即債務加入人承擔的債務能否超出原債務的范圍？理論界則存在不同觀點：一者，有觀點認為債務加入具有責任從屬性。由于債務加入的結果是債務加入人與原債務人負擔同一內容的債務，此之所謂“同一內容”僅以原債務在債務加入之時的內容為限。如果第三人承擔債務超過原債務范圍，則超出部分屬于新的債務，而非債務加入。[30]二者，有觀點認為債務加入需依約確定責任范圍。由于民事行為以當事人意思表示為核心要素，若債務加入人僅承諾或約定僅對原債務承擔責任，則就超出部分，債務加入人不承擔責任。[31]三者，有觀點認為，債務加入不具有責任從屬性。典型代表是臺灣著名民法學家黃立教授[32]和《民法典》編纂專家程嘯教授。后者通過對比債務加入和保證闡釋觀點：在連帶保證中，債務的終局承擔者并非保證人；而在連帶債務中，各債務人均為債務的終局承擔者。換言之，保證債務具有從屬性與補充性，而債務加入的各個債務之間不具有這種屬性。[33]

而實務界中，對于債務加入是否具有從屬性？最高法則一以貫之地持否定態度，且反復強調債務加入的獨立性。早在2005年，最高法在（2005）民二終字第200號[34]裁判書中即明確：債務加入系獨立的合同，承擔人是主債務人之一，是為自己的債務負責，即單一債務人增加為二人以上的共同債務人。該案亦作為區分保證和債務加入的典型案例被最高法2019年出版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35]所引用。

通過檢索近幾年最高法的裁判文書發現，裁判觀點也較為一致。例如，在(2016)最高法民再322號[36]判決書中，最高法指出，連帶責任保證債務與主債務具有主從關系，而第三人加入債務與原債務則并無主從關系。又如，在(2018)最高法民終867號[37]裁判書中，最高法對“債務加入”和“保證擔保”進一步進行區分闡述：“債務加入下承擔人的債務，是與原債務并立的自己債務；而保證債務則為保證他人的債務，是附屬于主債務的債務。……承擔人在承擔后對債權人有清償或者其他免責行為時，對于原債務人有無求償權及其求償范圍，依據承擔人與債務人之間內部法律關系而確定。”再如，(2019)最高法民終1438號[38]裁判書中，最高院認為“債務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到既存的債務關系中，與債務人就其債務對債權人負連帶之責，其效果相當于加入人為自己創設了一項獨立的債務。”

至《民法典》實施后，劉貴祥在最高法A類學術期刊《法律適用》中強調，連帶保證合同是從合同，具有從屬性。債務加入，加入人所承擔的債務與原債務人債務無主從之分，沒有從屬性，因而不適用民法典關于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的諸方面規定。[39]

綜上，盡管理論界存在一定爭議，但“債務加入不具有從屬性”的觀點在現階段理論界和實務界占據了相對優勢的地位。“不具有從屬性”不僅表明債務加入有別于保證擔保，其不附屬于主債務的債務，而且其責任范圍亦不受限于原債權范圍內。因此，相比于連帶責任保證，引入新的共同債務人或將連帶責任保證人變更為共同債務人等方式，或可增加全體債務人的履約能力，以減少原債務人一方破產停息對整體擔保措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有助于降低債權利息無法足額獲得清償的風險，債權人可在設計交易結構時予以考慮。但值得注意的是，AMC擬收購項目（如不良資產處置類項目）中，已將債務加入作為擔保措施的（即共同債務人在AMC收購前就已經存在），該類債務加入不屬于交易結構設計優化，其能否優于連帶責任保證不可一概而論，仍需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就債務加入是否會加劇“覓保難”困境，需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其一，對于債務加入人以外的擔保人而言，雖然債務人與共同債務人同時破產停息的概率降低了，但是并不因此加重擔保人的責任。正如前文所述，債務的終局承擔者并非擔保人，而是債務人與共同債務人。因此，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不僅可以向原債務人追償，而且還能向共同債務人追償，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擔保人的追償權，反倒有利于“覓保難”問題的解決。其二，由于債務加入的責任重于連帶責任保證[40]，因此債務人在尋找“共同債務人”時可能遭遇困境。但是，不同于自然人之間交易的人情擔保，商業交易中，關聯企業之間基于商業利益的互保、聘請第三方進行提供有償擔保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只要商業利益安排妥當，在商業交易中引入共同債務人的操作難度應該不高。

新擔保制度第22條對債權造成風險的另一個考量因素是停息時間。由于破產債權停止計息自債務人破產申請被受理之日起算，此時若能有效縮短利息回收的時間跨度，則可以降低由此給債權人造成的利息損失。因此，在債務人履約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保證人是否及時履行保證義務、抵（質）押物能否快速變現則成為債權人回收利息的關鍵因素。

一方面，選擇履約意愿高、履約能力強的保證人，將有利于債權及時獲得清償。因此，對保證人保證意愿和能力的核查是投前盡調的重要環節。但另一方面，在債務人破產的情況下，多數保證人自愿承擔保證責任的意愿往往較低。因此，債權人具有更多自主選擇權的方式唯有抵（質）押物的快速變現。抵（質）押物能否快速變現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抵（質）押物本身的性質如何。實踐中，不同的抵（質）押物，其變現速度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表明，債券市場中常見的抵質押物（按占比高低排序）包括土地使用權、房地產、股票或股權、采礦權、機器設備、車輛、停車場。其中，土地使用權、房地產（一定情況下）、股票和股權的可變現能力相對較強。[41]此外，保證金質押、上市公司股票質押的變現速度明顯快于不動產抵押、船（車）等大型動產的抵押。因此選擇容易變現的抵（質）押物、及時回收債權是實現抵（質）押物快速變現的途徑之一。二是爭議解決機制的完善與否。例如，通過公證機構賦予債權文書以強制執行效力，債權人在維權時無須經過司法機關的裁判，而僅由公證機構出具的執行證書便可進入司法機關執行程序，從而能夠有效避免因漫長訴訟錯失維權良機，也減少了債權人的訴訟成本。此外，實現擔保物權的特別程序亦是債權人快速、高效、低成本地實現擔保物權的有效途徑之一。

既然新擔保制度第22條對債權造成的風險主要源于債務人破產，那么降低債務人破產風險則可以有效化解前述問題。就AMC而言，其可利用自身優勢對債務人進行實質性重組，盤活債務人不良資產，從而增強債務人的償債能力；亦可通過完善債務人公司治理、股權投資、上市等多元化的重組手段，健全債務人的經營體制，提高競爭能力。正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企業亦同，實踐中導致企業不良的原因不一而足，因此，AMC需要根據具體項目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采用該類措施。當然，實質性重組的前提是“值得救助”，AMC應當精準挑選那些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進行救助，而對“僵尸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等劣質企業避而遠之。

總而言之，《民法典》實施后，以往單純依靠擔保人兜底的時代已經過去， AMC應當更加重視對債務人自身償債能力的測算和盤活，以保障債務人的第一還款來源有較高的安全邊際。

四、結論

概言之，《民法典》實施前，對于“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擔保債權是否停止計息”，法律未明確規定，司法亦未形成統一裁判觀點，理論界和實務界均未有定論。但《民法典》實施后，最高法在相關司法解釋中對此問題予以回應，明確債務人破產停息及于擔保債權。這一修訂昭示了《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釋對于弱化債權人過度保護、強化擔保人利益保護的價值考量。

萬事萬物均有聯系，一發不可牽、牽之動全身。這一修訂將不可避免地對債權人產生多方面不利影響：提高債權人投前審查和投后管理的要求；增加利息回收的不確定性，并可能引發交易對手的道德風險，導致債務人可能通過惡意破產的方式逃廢債；存量項目可能存在缺陷并被新法溯及。尤其是不良資產業務，因原債務人履約能力不足是該類業務的天然屬性，從而使得前述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更高。

鑒此，無論是新增項目或是存量項目，債權人應當更加重視對債務人償債能力的考量，包括但不限于經營狀況、資產負債情況、涉訴情況、對外擔保、實際控制人和關聯方情況等任何可能導致債務人破產的情形。此外，債權人可從提高債務人償債能力和加快債權回收兩個角度入手，在以下方面對交易結構予以完善：首先，引入新的共同債務人的方式或可提高債務人安全系數。通過研究發現，債務加入不具有責任從屬性（即債務加入人所承擔的責任范圍可超過原債務人）的觀點在現階段的理論界與實務界均有較多擁躉。基于此，引入新的債務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原債務人破產直接導致擔保債權停息的風險。但對于AMC收購前已存在的債務加入，其能否具備應對新擔保制度第22條的功能，需根據具體情況謹慎考量。其次，考慮通過快速實現擔保權利、抵（質）押物的快速變現以盡可能減少破產停息的影響。一方面，債權人應優先選擇優質保證人和可快速變現的抵（質）押物，如保證金、上市公司股票、優質土地等；另一方面，債權人可借助完善的爭議解決機制，通過提前設置債權文書的強制執行公證、實現擔保物權特別程序，減少司法程序的時間成本，進而提高債權回收的速度。最后，在選擇優質“救助對象”的基礎上，通過實質性重組等方式，盤活原債務人的不良資產、優化其治理能力和經營模式，進而幫助原債務人走出困境。此為解決破產停息風險的最根本手段，亦是AMC開展該類業務的應有之義。

[1]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上）[M].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21:273

[2]高頻.破產程序中保證債權的利息問題研究[J].法制與社會,2019,31:75-76.

[3]《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興分行、上海華辰能源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019）最高法民申6453號），裁判日期：2019年12月30日

[4]《吉林糧食集團米業有限公司、海南屯昌頤和酒店投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最高法民終673號），裁判日期：2018年11月16日

[5]《浙商金匯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聯集團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2018）最高法民再19號），裁判日期：2018年7月31日

[6]《成都名谷實業有限公司、康定富強有限責任公司與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朝華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誠信投資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西昌鋅業有限責任公司破產管理人委托貸款合同糾紛案》（（2010）民二終字第132號），裁判日期：2011年10月12日

[7]王欣新.論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其保證債權應否停止計息[N].人民法院報,2018-12-12(7).

[8]《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五庭關于主債務人破產后保證人是否停止計息問題的解答》（浙高法民五[2020]1號）“按照《企業破產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針對債務人的破產申請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時，破產程序中針對債務人申報的附利息的債權自破產申請受理時停止計息。但該停止計息的效力不及于保證人。”出臺日期：2020年1月10日

[9]《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審判指引（試行）》“第一百六十四條……連帶責任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范圍，不受主債務人因破產而停止計息的影響。”出臺日期：2019年5月20日

[10]《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關于審理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的通知》（川高法〔2019〕90號）“四、債權申報與審查破產案件受理后，主債務所產生的利息仍然可以向保證人主張。”出臺日期：2019年3月20日

[11]《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關于執行程序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參考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附利息的債權自破產申請受理時停止計息’的規定，僅適用于進入破產程序的主債務人，不適用于擔保債權。擔保責任范圍應為基于擔保合同產生的擔保債權，不應僅限于破產程序中債權人申報的對主債務人的破產債權。”出臺日期：2018年7月

[12]賀小榮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會議紀要（第一輯）[M].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2019:206.

[13]《江西天人生態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天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020）最高法民申1054號），裁判日期：2020年5月25日

[14]《上海乾燕企業發展有限公司、郭深保證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9）最高法民終693號），裁判日期：2019年12月4日

[15]《偃師中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陽分行保證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018）最高法民申6063號），裁判日期：2019年5月29日

[16]《安岳縣欣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重慶進出口信用擔保有限公司追償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6）最高法民終268號），裁判日期：2017年6月1日

[17]《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四條【債務人破產時擔保債務停止計息】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后，債權人請求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擔保人主張擔保責任從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之日起停止計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18]《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2條當事人在擔保合同中約定擔保合同的效力獨立于主合同，或者約定擔保人對主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承擔擔保責任，該有關擔保獨立性的約定無效。主合同有效的，有關擔保獨立性的約定無效不影響擔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擔保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因金融機構開立的獨立保函發生的糾紛，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獨立保函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1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3條當事人對擔保責任的承擔約定專門的違約責任，或者約定的擔保責任范圍超出債務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擔保人主張僅在債務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內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擔保人承擔的責任超出債務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擔保人向債務人追償，債務人主張僅在其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內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擔保人請求債權人返還超出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0]《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三百八十八條　設立擔保物權，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訂立擔保合同。擔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擔保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擔保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擔保合同被確認無效后，債務人、擔保人、債權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2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六百八十二條　保證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保證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保證合同被確認無效后，債務人、保證人、債權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22]程嘯,高圣平,謝鴻飛.最高人民法院新擔保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M].法律出版社:北京,2021:146.

[23]最高人民法院貫徹實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釋清理和首批司法解釋新聞發布會[EB/OL].最高人民法院網,2020-12-30.

[2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17條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合同無效，人民法院應當區分不同情形確定擔保人的賠償責任：

（一）債權人與擔保人均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

（二）擔保人有過錯而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對債務人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賠償責任；

（三）債權人有過錯而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主合同無效導致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合同無效，擔保人無過錯的，不承擔賠償責任；擔保人有過錯的，其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2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原擔保司法解釋”，下同）第7條主合同有效而擔保合同無效，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與債務人對主合同債權人的經濟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債權人、擔保人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第8條主合同無效而導致擔保合同無效，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擔保人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2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1條因抵押、質押、留置、保證等擔保發生的糾紛，適用本解釋。所有權保留買賣、融資租賃、保理等涉及擔保功能發生的糾紛，適用本解釋的有關規定。第3條當事人對擔保責任的承擔約定專門的違約責任，或者約定的擔保責任范圍超出債務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擔保人主張僅在債務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內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27]《全國法院觀測實施民法典工作會議紀要》（法[2021]94號）14.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根據《時間效力規定》應當適用民法典的，同時適用民法典相關司法解釋，但是該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28]《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并通知債權人，或者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債權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明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

[2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12條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的規定以公司名義加入債務的，人民法院在認定該行為的效力時，可以參照本解釋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有關規則處理。

[30]趙久光,王軼冰.《民法典》新制度——債務加入制度辨析及認定標準研究[R].北京:環球律師事務所,2020.

[31]]喬偉婕,張盟.債務加入的認定及責任范圍[R].鄭州:北京德恒（鄭州）律師事務所,2021.

[32]黃立.民法債編總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2:626.

[33]程嘯.保證合同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6:50-54.

[34]《在信達公司石家莊辦事處與中阿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2005）民二終字第200號）

[3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2019:479.

[36]《青島新華友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青島新華友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分公司與王漢峰、徐輝、趙興霞民間借貸糾紛案》（（2016)最高法民再322號）

[37]《中國城市建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營業信托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最高法民終867號）

[38]《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與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樂視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財富時代置業有限公司、北京百鼎新世紀商業管理有限公司、賈躍亭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9)最高法民終1438號）

[39]劉貴祥.民法典關于擔保的幾個重大問題[J].法律適用,2021,01:9-30.

[40]同第[23]注。

[41]高慧珂.抵質押擔保全解析，是抵質押倍數決定了增信效果嗎？[R].深圳:中證鵬元資信評估股份有限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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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債務人破產停息對擔保措施影響的嬗變與應對——兼議債務加入的從屬性